@Desmond Chen@

近来看到一则新闻，合肥市城管局公开招聘城管队员。经过初选和多轮测试，3000多人中，100名第一学历达到本科的幸运儿挤入了合肥市城管局的大门，其中包括11名硕士毕业生。他们的主要专业涉及法律、计算机、规划、广告美术、市政工程等。对此现象，网络一轮纷纷，观点不一。

一名网友发帖说，这无疑是“大话西游中”唐僧的做法，执法效果达到了，可是效率却丢掉了。“高学历城管队员的基层工作能力或许还不如居委会大妈。他们所能起到的现实作用，除了为宣传增加些光鲜色彩，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大更好的效果。”一位批评者如此认为。但笔者认为，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站在中国国情来看，无论在制度规划或者行政实践上，更需要强调的是一种公共价值的传递，一味强调效率，殊不如只用暴力威吓，这也许过于夸大，但应该也削弱不了大家对曾经的城管是怎样的一个公众印象的理解；应该也不异于用单纯的技术理性把行政执法行为干得干脆利落的同时，把应有的公共价值取舍，最后陷入社会恶习不改，民众矛头直指城管，最后城管组织规模扩大的怪圈子。也许，我们该多想想城管这个街头官僚怎样在“大城管”标杆下平衡好执法效率和尊重公共价值两者的关系。

政府机构大力改革，行政机制改革雷厉风行，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地方府际，一时社会议论纷纷，并在大众媒体上一一体现。在公共领域已成为主流趋势的“大部制”影响下，最新的“大城管“相关措施颁布并陆续实施，城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只享有执法上对下的的劝阻和对上的政策建议权利，未来的城管更偏向于扮演一批城市综合管理的街头顾问角色。

对于网络评价合肥百名高学历城管上岗执法一事，姑且不论这批城管加入城管部门这个本来声名不好且面临社会给予的改革压力日益增高的机构的诸多原因，他们这批新血的作用还是有待肯定的，因为他们倡导耐心的宣教和劝告，因为他们有着对城市规划这事，相对城市规划部门少了一份高挺大院的严肃，相对市场民众多了一份理性知识。首先，我们谈社会转型，结合对民主行政的理解，社会转型在行政官僚的配合下，更多的是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而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众对市场的了解正如斯密所提言，大部分充当“经济人”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又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和极高的公共资源均等化享受权的呼声，民众便相对地放大了自利的本质；再者，中国倡导了数千年的民族集体主义，在坚持着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自由平等竞争方向，不可忽视在政治民主特征上集体主义这颗历史基因。由此，执法和立法的公共部门便有责任努力营造特定的社会制度以便于公民参与其中，而上述的城管，便可充当一种公共政策和民众意愿的沟通角色，他们用口头教育和提醒等方式传递了基本的公共价值观，也在社会生活实践上反复起着教育作用，这对激发民众对社会公益的共识和高频率的社会参与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或者有人质疑说某些市场“老大难”根本就不太理会这些新手，特别是在他们既没有处罚权又注重文明执法的现实状况下，也有一些“赶了又跑，跑了又回来”的小贩。对此，笔者的理解是，一个社会，既然形成了，谁对谁的专政在新时代我们可以这样去认识—不协调常有，暴力机构却不常用；倡导和谐，同存惩治。这批高学历城管管理不了的，甚至明了强势执法的老城管队伍也无法解决的，还有司法机关在不断地改进社会治安，而新血的作用，如上所说，可以充分发挥一下“街头顾问”的角色，不被旧的市场利益集团所牵绊，积极提出政策和处理建议，同时逐渐减少行政编制臃余问题，利于公共行政效率和价值两者并重，这也回归到政治民主参与的高度上，遵循了社会转型的良性发展的大方向。

在我们肯定公共价值的重要性和社会实践应有的路径之后，在日后的行政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我们还需要陆续创新出更多的制度措施，以避免恶性的路径依赖和保障社会和谐的实现。在此问题上，教育部门也纷纷决策要求高校招生及教育往社会需求方向发展和设立相关学科课程，不管过去教育模式受到如何评价，对于这次教育改革方向，很中肯地说，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摆正，是对社会资源的合理运用尝试，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现存严重问题，也坚持了社会制度发展的主向。知识分子出身的城管，有知识，也需要有合理的配对的职业特征，他们在以后的城管工作中，不断受到工作的雕塑，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工作效能的增高，在高度公共价值铺垫下，提高行政效率，把公共责任之心逐渐转化为职业道德，既不违反个人价值实现，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付诸实操。

有一句话笔者认为值得再次引用，。“拍砖灌水”的深层次含义是，用民众的“拍砖”来“砌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步的“保护墙”；用民众的“灌水”来“浇灌”，开出和谐之花，收获和谐之果。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中定义及概念如何，或者大众并不细细关心，但很清楚地我们是感觉到了社会微观层面的舆论讨伐和言论压力对于公共部门及其所代表的宏观意识和政策意向，个中的互动影响作用日益增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过往多数“私了”和“被私了”的诸多社会事件、情形在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下日益受到关注并进一步影响了公共领域管理者的相关执法措施，简单地说，事件曝光率高了，民众关注度升了，公共机构处理方式更趋向对民意的体贴，这也恰好应了民主参与的制度被动动力要求所在。为了实现不管是政策文本上的社会和谐还是实践中的民主繁荣目标，在城市管理板块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引导作用有待加强，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得到重视，大学生的价值在就业问题的解决同时有了一份公益心，这种社会管理创新途径值得鼓励。